农村儿童家庭教养环境及影响分析

——文化资本的视角

周玉宁 ，王有升

（青岛大学 师范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青岛大学 师范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具有较强的区隔性与排他性，底层阶级只能接受其所在环境中的弱势资本且难以实现地位的流动。以家庭为单位，探析农村儿童家庭文化资本的占有情况及表现特征。

布迪厄认为资本是行动者在场域中进行竞争的工具，竞争目的在于通过资本的扩大实现资源的再分配，达到个人地位在场域中的重新划定。^[1]他引申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认为资本应涉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其中，文化资本具有教育再生产功能，主要通过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进行资本传递，进而实现优势地位的维护。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身体化资本、制度化资本与客观化资本，这可为探究我国农村儿童家庭教养环境问题提供分析框架。

一、农村儿童身体化家庭文化资本的特征与局限

身体化文化资本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耳濡目染积淀而成的文化产物，农村家庭在身体化文化资本这一层面对农村儿童的影响渠道有多种，但普遍存在着局限性。

（一）语言方式——限制型符码与方言口音

伯恩斯坦曾提出教育符码理论，并将语言表达形式分为精致型符码与限制型符码。前者重在个人观点的表达，与中产阶级的表达方式相契合；后者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脉络，与底层阶级的语言方式相契合。农村家长在同子女说话时往往带有指示性、命令性，语言仅作为使子女达到服从效果的工具。即使子女有想要反对父母指令的情况，他们也很少去同父母讲道理，而是同样简短地表达个人的不满。

也有学者对布迪厄关于身体化文化资本的论述进行解读，认为“某一民族或地区的发音特征等，这些痕迹决定了某些文化资本区别与其他文化资本的价值”^[2]。在某些偏远的农村地区，本地人逐渐形成了内部语音特征。以W县为例，当地人包括乡村教师普遍呈现平翘舌不分的发音特征。然而学校教育倡导的主流语言是官方的、书面的文语，当农村学生遇到平翘舌的拼读时会发现正确读音与已有知识体系存在冲突。正是由于文化资本具有长期性，一旦学生所积累的文化资本产生负面作用，想要去扭转、改善还需作出较大努力。

（二）交往表现——抗拒与紧张

保罗·威利斯曾在其《学做工》一书中透过民族志的研究生动地体现了工人阶级子弟明目张胆反抗学校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而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再现了工人阶级家庭与贫穷阶级家庭在与公共教育机构发生互动时的被动顺从与局促，其恭敬态度的背后仍然充满了抵制情绪。

在我国，农村家长很少参与到学校教育中，甚至在家长会上往往也是迟到者或缺席者的形象。一方面，他们受自身文化程度限制，在教师、学校等官方权威面前并不自信，教育话语权的缺失使他们难以摆正位置以与公共教育机构进行平等的对话；另一方面，即使有部分家长想要改变家校互动的中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也会由于现实条件的种种局限，未能与学校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价值观达成一致甚至出现互动的偏差，最后还是形成无力感与局促感。这就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农村儿童与公共教育机构互动时的模式，在与学校打交道时往往呈现着盲目的顺从抑或不屑的抵抗两种极端状态。他们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如何与学校平等地打交道，甚至在自己的需求被忽视时也不懂得反过来要求学校来照顾自己的特殊利益，进而难以激活自己本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本。

（三）爱好品味——低级活动

拉鲁所调查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女在休息日参加各种正式活动，而贫困家庭子女的非正式活动较多。我国农村儿童课外活动参与情况与其笔下的贫困阶级子弟相似，爱好品味的培养同样被忽视。

在课外活动的投入方面，农村家长投入类型单一，少数家长会给子女报特长班。在城市，公共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有条件的家长只要时间充裕就可以带孩子去博物馆、电影院等，而这些情况在农村是鲜有的。一方面，农村家长以“小时”、“天数”计算工费，再者从事养殖业、种植业，休息日颇少；另一方面，农村家长教育意识有限，认为钱不应放在课外活动上。这样一来，农村儿童的个人爱好也难以通过家庭教育得到有效培养。

（四）教养方式——自然成长

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惯习（Bourdieu，1984; 拉鲁，2010）拉鲁总结出中产阶级家庭表现为协作培养的教养方式，而贫穷阶级则表现为成就自然成长的模式，家长与孩子之间谈话的次数少、内容短。我国农村家庭教养方式更倾向“自然成长”模式。

农村“家庭教养的方式逐渐由严格、严厉转向宽容甚至溺爱”^[3]，但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划分依然较明确。农村家长很少主动参与孩子的活动，当孩子遇到困惑时，他们倾向于向同伴求助。同辈群体固然对儿童的社会化有重要作用，但未成年人的社会经验终究不如成年人丰富，一旦问题在群体内部未得到及时正确的引导，则不利于农村儿童的心理发展。

二、农村儿童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的特征与问题

制度化文化资本指“由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所确认、认可的各种资格，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所颁发的各种学衔、学位和教师资格文凭等”^[4]，主要体现为家长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

农村家长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子女辅导有限。一些家长表示“自己都没上完小学，也没学过这些孩子们学习的东西，已经辅导不了孩子的功课”。也有研究指出“家长投入不单是多少的问题，家长投入质量也影响着家长投入效果。”^[5]农村家长对于孩子的辅导可能只局限于检查作业，且检查的水平只局限在是否完成，而对于作业质量的把控并不能实现。关于作业完成的应然性，不同文化水平的家长也有不同的态度。这一点在对农村教师进行访谈时，也有所体现。有教师表示，学校对于学生作业的要求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同家长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会说作业太多了应付应付就行，做不完也没关系；有的就会觉得这是学校的要求，必须完成。可见，学识、学历仅仅是限制农村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由此带来的教育态度的区别也是颇为重要的。

除此，在子女的择校、升学方面，家长们也存在着知识与能力的障碍。从横向选择上来看，我国普通教育系统、职业技术教育系统较为完善，学轨分化固然有利于不同学生的不同发展需求。但在农村地区，“手艺”是看得见、捧得到的饭碗，而“普通教育”、“学科知识”不是即时性的收益。教育成果的滞后性使得众多农村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的出路就是学个好技能、找个好工作；从纵向选择上来看，农村家长受自身知识背景限制，在子女面对小升初、初升高甚至大学毕业后进修方向选择的时候，并不能为其提供专业的知识性参考与精准可行的意见。这就进而使得子女在制度化资本的获得方面存在机会差异。

三、农村儿童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的特征与偏差

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指的是物质性的财产，可以通过物化的媒介传递其物质性方面。前人在研究中一致赞同将藏书量作为衡量客观化文化资本的指标。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占有情况作为农村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的组成部分也值得研究。

（一）农村儿童在学习用品方面的单一贫瘠

大部分农村儿童所在家庭的藏书种类较为单一，多为教科书、教辅书，孩子们的阅读范围极为有限。尽管一些农村学校也在加强课外读物的宣传力度，指定课外读物并要求学生定期汇报读书情况，但受家长认知水平、家庭经济水平的影响，家长在课外书、艺术收藏等方面的相关投入较少，也无法为子女提供持久的正面影响。

此外，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数农村儿童缺乏专门存放个人学习用品的书桌、书橱，更没有独立的学习空间。从学习环境方面来看，农村儿童多是趴在一张小小的桌子上读书、写字，桌子上除了个人文具之外，还堆杂着家中的锅碗、食品等无关杂物。曾有研究在其田野观察材料中呈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作业场景，“在红霞做演算的那一页，有两篇文章（如果能叫文章），‘……爱情如洋葱：总有一片让你泪流满面’。”^[6]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忽视对于子女的学习姿势、骨骼发育、视力水平与心理发展会造成何种影响，或许是难以想象的。

（二）农村儿童对电子产品的重度依赖

在传统农村地区，孩子们一起挖虫子、盖泥墙、爬山洞，自主选择粉笔、卡片等简单材料就能自定规则编制一套属于儿童自己的游戏。而现在，娱乐产品的转型带来了农村儿童游戏形式的转换，从传统的户外游戏逐步让位于室内的网络开黑。

“小大人们”还未能认清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拼音就早早加入到手机、电视的观众大军中。电视媒介的广泛使用和识字文化的逐渐削弱有着一定的联系，农村儿童本身就由于藏书资本不足使得文字阅读数量有限，又加之其对电视、手机的反向过度依赖使其文字偏好程度更低，思维能力难以得到充足的发展空间。

杨靖通过对西北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调研得出，“留守儿童认为自己日常生活中最不能离开的是电视( 65.4% ) ……认为自己离不开报纸、杂志、广播的均不超过6%。”^[7]当然，农村非留守儿童也存在过度依赖手机、电视的情况。一方面，农村环境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监管盲区，家长认为孩子在外面乱跑不如在家里乖乖看电视更安全；另一方面，当孩子一接触到智能设备就老实多了，家长会发现这是一种轻松的“教育”方式，每次孩子难以看管时就允许其打开电视、玩手机，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四、小结

在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社会，优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壁垒不能单凭经济资本的占有就可打造，社会差别的原因更多地进入了文化心理层面。这一点在我国崇尚农耕文化的农村地区更具说服力。“寒门出贵子”正是在“文化资本”与“惯习”的特殊性相互交织的作用下衍生的社会现象，尽管农村家庭教养环境存在诸多局限，在文化资本方面仍存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突破资本限制的空间。

【作者简介】周玉宁（1997—），女，汉族，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青岛大学，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王有升（1972—），男，汉族，山东临沂人，教授，教育学博士，青岛大学，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